近日，广州故乡里文化旅游区经过长时期筹备的知青文化展览馆正式向游客开放。知青文化馆主题为“特殊的记忆”，其布展的风格和理念继续秉承了故乡里一贯以来留住历史，反映祖辈生活的传统沿袭。知情馆通过大量的从民间收集过来的实物，再现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那段特殊的文化现象。

　　据了解，知情展馆分三区,前厅展示了六七十年代的家居生活用品：拼板做成的简易餐柜；简单节约的八脚桌凳；当时著名的“四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裁韧机，电风扇，以及灰黑色的老式收音机；旧式的墙上的吊钟，带毛主席像的镜子，古朴的桐油灰玻璃金鱼缸等，这些活生生的实物带人重回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与当今不同的生活气息。

　　知青馆最具特色展品在正厅,由808枚毛主席像章分别组合成一个“红太阳”和“忠”字图案，以及48组环绕中间白色的毛主席像的陶瓷塑像，其内容多为八大样板戏部分内容，工农兵、红卫兵的运动，以及亚非拉人民的团结等。展馆还展示了当时珍贵的红书包、“红宝书”（包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文选、讲话文件等书籍的不同版本）、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军装、军用水壶、小红旗、游行的小彩旗。分散在不同的展厅墙壁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合成“四大”板报和八大革命样板戏剧照，甚至还有印着当时最流行最常见的口号茶杯子，茶盘、茶等小物品，琳琅满目，林林总总，每件都是一段历史和一段生活，无不唤起那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知青馆内的侧厅,还专门布置了一个独立的小票证馆。琳琅满目的粮票、油票、糖票、布票、自行车票、侨汇票、煤票、名烟标、边防证、报到证等。这些各种各样的票证展现当时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真实的写照。由于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人们购买任何商品都要凭票证。每一张票证都是当时生活状态的特殊见证。

　　“特殊的记忆”馆，是一段特殊岁月的记载，一个历史时期的浓缩。知青馆里还专门布置了一间知青屋，门口对联分别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对联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入门前廊，设有知青下乡农具展览和图画展现知青生活。设有知青触景拍照留念处，以及领奖台的设计。大厅展示当时主要的高档结婚、生活用品，“四转一响”展台，以及零碎的知青物品、照片展示。左右两边分别是知青房和回城之家的场景布置。知青屋能真实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并有知青的老照片、下乡证明、邀请书、介绍信、申请下乡务农的报告，回城入户调查表，以及有关报道上山下乡情况一些旧报纸等资料。

　　知情文化馆自开馆以来受到游客的普遍欢迎，人们对那段历史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对展览馆里那些似曾相识的物件充满了好奇，他们久久地徘徊其中，心中充满了各种难以言状的感触。

　　知青馆主要的策划人广州著名的收藏家邹永生先生表示：知青青年下乡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全部送到农村的运动。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如今，那个时代一去不返，但留下许多见证那个历史时代的物品，这些物品打下了当时的生活烙印，附着当时的历史文化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青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去了解，回味和挖掘。无论是一种回忆，还是一种了解，或者是一种研究，都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开设知青文化展览馆的目的。

知青文化背景链结：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